特朗普要发动关税大战，中国企业怎么办？

本次美国大选在特朗普的带领下，共和党掀起了“超级红潮”，横扫总统、参议院、众议院（领先待最后确定），再加上保守派占优（6比3）的最高法院，起码在未来两年时间里，特朗普都将在美国政治中唯我独尊，没有实质性制约他的力量。

特朗普2.0归来，他将推进的政策，现在全世界都在猜测。不过有一点几乎是共识，那就是对传统意义全球化的巨大破坏。

于是，全球舆论在吃饱了特朗普绝地归来的瓜之后，焦虑情绪也随之开始蔓延。尤其对中国外贸从业者和出海企业来说，舆论场中的焦虑几近溢出屏幕。特朗普一当选，外贸从业者们就抢光了去越南的机票进行“考察”。

毕竟特朗普在选举前就已放话，将对中国输美产品施加60%甚至更高的关税，对其他国家输美产品普遍施加10%的关税。

在特朗普的思考中，过去的全球化就是意味着美国吃亏，其他国家占便宜。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只有推行美国版本的“闭关锁国”政策，最重要的抓手就是关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资本与技术的双回流，在这个过程中，就算损害盟友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正如在我们前几天文章中说的那样，中美间的经济竞争将是一个长期难以逆转的过程。美国选择终结由自己主导的全球化秩序，新自由主义的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让位于本土制造业与国家安全。效率不再是最优先的价值导向，国家安全才是接下来十年国际政治的新主题。用沙利文的说法就是去风险化。

外界普遍预判，特朗普上台后，对华关税将很快实施，随后将是对全世界的讹诈。而随着美国对全世界的无差别出手，全世界无论主动或者被动，都将对对外贸易施加或多或少的限制，

11月7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6.02万亿元，同比增长5.2%。

前10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0.8万亿元，增长6.7%；进口15.22万亿元，增长3.2%；贸易顺差5.58万亿元，扩大17.6%。

其中，与美国贸易总值为4.01万亿元，增长4.4%，占11.1%。对美国出口增长4.9%，自美国进口增长2.9%，对美国贸易顺差2.07万亿元，扩大5.8%。

根据中信基于模型简单静态测算，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超过60%的关税，可能会拖累我国对美国出口下降16%，整体出口减少2.3%。这对目前依旧对外贸有一定依赖的我国而言，短期内是巨大的考验。

相对的，长期而言这也是我国构建不再由西方主导的新型全球化体系的历史机遇期。在《特朗普的归来，并不是保守主义的“复辟”》中我们说到，虽然全球化还是历史性潮流，但是其结构、形态和机理已经慢慢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

理解，把握和适应这种变化对我们这个过去几十年来被全球化影响至深的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国际经贸体系上，未来新地缘政治和全球供应链配置重构将会长期共生并互相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外贸和出海企业无疑来到了深水区。日后的游戏规则将会复杂得多。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初级阶段

过去十几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拓展海外市场开始了全球化发展之路。不过与欧美日韩的跨国巨头相比，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

除了时间的沉淀，更需要企业真正转变思维、技能和治理方式，从具有海外业务的中国企业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这不仅意味着人员的派驻、总部的设立，更意味着法律和风控架构更符合跨国企业的治理模型。像德国企业在中国，有个很成功的宣传语，“在中国为中国”，很好的拉近了企业与所在国的关系，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采用。通过扎根所在国，把在所在国赢得市场当做企业的战略部署，实现利益与当地的高度捆绑。

在当地，中国企业需要学会扩张在本地的影响力，与当地利益相关者进行充分的利益捆绑。更重要的是，需要善于借助当地的人力与智力资源，从本地思维出发应对风险与挑战。

2020年9月，特朗普政府下达了“WeChat（微信海外版）“封杀令”， 美国商务部9月18日的公告称，微信和TikTok将在9月20日0点起，从美国所有应用商店下架并不再更新，微信支付同步遭禁。

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国政府，一个由华人律师牵头发起的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U.S. WeChat Users Alliance，下称“美微会”）作为原告，紧急向美国加州法院发起动议，以美国商务部禁令触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名，要求暂停该禁令。

该动议得到了美国加州地方法院法官劳雷尔·比勒的支持，于9月19日批准了关于禁止13943号行政令（即封禁微信的行政令）生效的动议。也就是说，这份禁令被禁止执行了。

雷尔·比勒写道：“原告（即美微会）的证据表明，微信是美国社会中许多人唯一的交流手段，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在中国无法使用其他应用程序，还因为英语能力有限的中国人只能选择用微信。”她还表示，这一禁令也不能逃脱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审查。因为关于微信的禁令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行政令是专为解决美国安全问题而设计的。“禁令还有很明显的替代选择，例如像澳大利亚那样，禁止微信进入政府机构，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解决数据安全问题。”

这是很典型的用当地法律、当地思维方式，保护企业合法利益的成功案例。现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的效仿，今年以来，大疆、禾赛科技等企业纷纷拿起美国的法律武器，起诉了五角大楼。

既然美国自诩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中国企业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旦美国法院昧着良心无视证据进行判决，那就有利于在全世界暴露美国司法的虚伪，能够对美式霸权进行公开谴责。主审法官如果依法判案，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会得到有效保护。这样的不平则鸣，应该是中国企业出海必须具有的思维。

中国企业要牢记“印度教训”

当然，面对美国铁了心要针对中国企业的情况，再好的策略和抗争手段也解决不了所有麻烦。这几年美国频繁使用“危害国家安全”之类的幌子敲打中国企业，所以美国在中国企业出海的榜单上并不靠前，尤其特朗普二进宫后，只有等实质性政策比较清晰之后，多数企业才敢做决定。

虽然短期内全球市场不稳定性都在增加，但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出海是一刻也等不了，毕竟国内市场已经卷成麻花了。所以眼下也形成了一种盲目出海热，尤其对新兴市场的热度越来越高，媒体也在不断造势，比如把去非洲形容成淘金。在没有清晰判断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出海然后吃亏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对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真正认识，当然不可能仅仅通过媒体或者走马观花的考察得到。在筹备阶段，企业就需要对一个或者数个潜在目标市场进行全面调研，研究当地供应链基础、政治稳定性、合作伙伴背景等影响业务运营的关键要素，从而准确判断市场成熟度、目标市场与企业自身的匹配度等情形。

现在，留给中国企业出海的目的地，主要有两类，除美国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南方国家。

发达国家，包括欧盟成员国、日韩、澳洲、新加坡等，法律、基础设施完善，消费能力强，产业基础好，市场容量大，但竞争也相对激烈。

相比之下，新兴的南方国家如东南亚、中东、拉美、以及非洲的个别国家，普遍的特征是目前产业基础较弱，政策与法规多变，但当地经济增长迅速，竞争相对较弱，为中国企业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无论是选择进入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的南方国家，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考虑赚钱模式之前，更多的还是要放在风险防范上。如果没有绷紧这根弦，即使一时侥幸赚到了钱，也可能只是沦为当地某些势力的保险箱和 “唐僧肉”。中国企业尤其要牢记印度市场带来的教训。

6月28日，有媒体报道了中国手机制造商vivo印度公司正与印度塔塔集团（Tata）洽谈，由塔塔集团收购其多数股份、成立合资公司等事宜，以符合印度政府要求高管由印度籍人士出任、营销网络在地化，以达到本土化的目的。

此前，在2023年底，印度打击金融犯罪的机构以打击金融犯罪为由逮捕了vivo印度分公司的临时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以及1名外聘顾问，其中临时首席执行官为中国籍。这是vivo近年来至少第三次遭到印度方面调查和打压。

2023年10月10日，印度执法机构以涉嫌洗钱为由逮捕了4人，其中一人为vivo印度公司的中国籍员工。10月初，印方还指控vivo和小米公司帮助当地一家新闻网站非法转移资金，该网站因批评印度政府的政策而遭调查。2022年，印度电信管理局一度还曾冻结与vivo印度公司相关的119个银行账户。印度媒体对几件事情都进行了大肆炒作。

再加上这几年同在印度的几家中国的手机公司的类似遭遇，很难不让人怀疑，印度政府、财团联手在其中起了见不得人的作用。关门杀猪，先以印度市场的体量诱惑中国企业进入印度为其搭建起手机产业链，时机成熟后，伺机踢开中国企业。“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中国手机企业的遭遇，以切身体会，给这句话添上了注脚。

对于印度这样的国家，中国企业绝对不能再被利润蒙蔽双眼了，在进入前要做好足够的风险防范，政府也需要在企业出海前给予足够的风险警示。

出海必须法律前置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市场是墨西哥。2018年以来，由于美国对华掀起贸易战，一些中国企业开始将一部分投资分散到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地。继而从当地出口美国，业内俗称洗澡蟹。眼下，随着特朗普声称不会让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出口到美国，整个洗澡蟹模式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其实在此前，进入墨西哥市场就不是个容易的事情。东南亚与中国尚有地缘相通的的优势，墨西哥相比之下则是更加远隔重洋，在人种、语言、和法律上有着巨大差异。中国企业在美西哥的出海路就走得更加艰难。

最近，美国知名智库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发布了一份报告，他们估计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总额已经达到了130亿美元，是官方数据的六倍，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了汽车、电子产品和消费品行业。尤其是汽车供应链上的企业，宁德时代、均胜电子、拓普集团、三花智能等，纷纷前往墨西哥投资设厂。

但在中国企业一头扎进墨西哥的同时，风险已经出现。

今年5月，墨西哥政府以赣锋锂业不满足最低投资标准为由，突然宣布取消其在墨的9大矿产特许权。

而事实上，自2022年赣锋锂业以不超1.9亿元英镑成功收购拥有9个矿产特许权的Bacanora公司后，总投资超过10亿，已经远远超过最低投资标准。

如今，在赣锋墨西哥一期项目即将投产，2024年即可形成约2万吨氢氧化锂的年产能的前夕，却直接挨了墨西哥政府一记闷棍。

之所以如此，是墨西哥经济部突然提出矿业法修正案并得到通过，将全部锂矿强行收归国有。

背后的原因不难揣测，墨西哥是美国资本耕耘极深的国家，随着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美国对涉及中国的一切行动都极为警惕。锂，作为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材料，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均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开采与加工技术发展的矿产资源政策，定期审查并更新《关键矿产清单》，还在国际上拉拢盟国与关键矿物储存国，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墨西哥作为美国的后院，卧榻之畔，美国有足够的动机去给中国捣乱。

除此之外，墨西哥还有很多法律的“暗桩”，比如在墨西哥建厂拿下地皮还不够，还需缴纳绿化植被损失的“清表费”、“建筑许可费”，以及面临各种严苛的税务审查。

基于历史渊源的墨西哥的黑帮文化，也给中国企业上了深刻的一课，当地有着很多与政府部门纠葛颇深的“中介组织”，向他们交保护费的企业可以在通电、通水、甚至是货物清关等各方面能“抢先”，不交钱的就慢慢等着吧。

而墨西哥在人力制度上与中国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有媒体曾用“中国老板，卷不动墨西哥打工人” 来形容。

多重因素，导致首批前往墨西哥投资的中国企业，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亏损。

一系列的肉痛教训，教会了中国企业的出海征途中，除了关注商业模型、技术风险外，还需要高度重视当地的法律和政策风险，懂得游戏规则之后再去投入资源。

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是国域和规则的巨大改变，要充分认知到“法律前置”的重要性，在法律方面必须投入足够的预算，了解规则、搞懂规则，有可能再运用规则，谋定才能后动”。

只有将法律前置，聘请国内优秀的涉外法律和风控顾问结合当地的律师资源，深入对拟投资国进行法律和法治环境、营商环境、重大风险的尽职调查，充分评估，定制风控的战略以及危机预案，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

另一方面，国内法律人才的培养也应当往出海法律风控方面多加倾斜。正像最近“2024国是论坛”上，国务院参事焦洪昌所说：“中国企业无论是海外知识产权布局、运用，还是知识产权风险防控意识都尚显不足，容易遭遇一些不公正待遇和制裁风险，不得不面对频繁的海外诉讼。应制定打造一流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国际仲裁机构和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工作措施，加快提升涉外法律服务水平。”

在新型全球化建构中探索中国式出海

在《特朗普的归来，并不是保守主义的“复辟”》中我们说到，美国衰落的大背景伴随了很多全球性机制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跨国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结构出现了自反性矛盾。

新自由主义横行世界的四十年间，也是西方跨国资本统治全球，配合霸权秩序瓦解绝大多数国家独立意志的四十年。背靠西方经济霸权的很多欧美跨国企业，不但给第三世界带去很多灾难，最终也促成了本国的工业空心化，特朗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崛起。

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企业出海不是为了学西方搞经济殖民，所以在出海中既要学会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法律和规律保护自己，也要十分注意规范自身行为，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尤其不要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法制环境不健全就胡作非为。如中国企业大量进军非洲之后，一些民间企业在当地的行为表现是很难让人称道的。

另一方面，中国未来的跨国企业们也不能像欧美企业那样，以生产要素流动和全球资本配置的名义抽干本国的工业能力和就业机会。出海不是就断绝了与母国的关系，尤其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脱离了中国今日经济水平和国际地位带来的安全保证，是不可能同西方霸权秩序相抗衡的。如果总想着当世界公民，当火星人，置母国发展和人民于不顾，最后只能变成无根之萍。

所以，如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中国企业的出海，未来也应当形成独特的中国模式。在美国转向孤立主义之后，为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中国必然要推进平等多元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建立，出海的中国企业们会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要有相应的认知与责任感。

以互联网公司为例。多年以来，谷歌等公司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信息霸权和推动颜色革命的工具，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的过程，也是对抗美国信息霸权的过程。如tiktok，本身不带任何立场，反而真实展现了美国社会底层的生存现状和民意潮流。在国内，由于互联网企业的过度内卷竞争，已经给社会造成了不少问题。实现出海的过程，既是深度参与中国推进新全球化格局的过程，也将会是企业自身蜕变的过程。

对于生产型企业来说，在国内激烈竞争内卷属于迫不得已，出海之后应当团结大于竞争，不能在海外搞内斗打生打死，不然国家鼓励出海的意义何在？

最近两件事情就引发了广泛讨论。一是中欧电动车谈判，有企业私下与欧盟接触。二是联想在英国高等法院对中兴通讯提起知识产权诉讼。

且不说里面的是非曲直，这种中国企业之间在海外的诉讼战就颇让人不解。

中国企业之间沟通成本并不高，有什么事都可以坐下来谈。谈不成，中国也有自己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作出秉公判决，在海外掀起诉讼，坐实了欧美依旧具有最高裁判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难道又变了回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可就是架构在这一次次的仲裁判决中的。

在我们之前文章《TikTok的厄难，中国资本家的成人礼》中说到，中国企业需要认清时代趋势，认清自身在时代中的位置。当下的大趋势已经很明显，美国在抛弃自身曾经主导的全球化秩序的路上越走越远，中国企业已经告别了全球化红利期，真正迎来成年考验。

如何在接下来复杂的出海环境中找到合适的模式，找准自身的定位，找到同国家战略最契合的频率，是出海企业们要不断探索总结的。学习有成本，人和公司都有惰性，红利期已过，不学习的损失越来越大于学习的成本。从18年开始，从国内到国际，不学习的损失越来越惨烈。

毕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规律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从来都是充斥着铁和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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